陪著小芳老師逛世界大觀園 (TASPOR 2018-02 會訊發表)

(本篇原發表於 TASPOR 2018-02 會訊)

非洲
上個月底去了迦納一趟,是我第一次到非洲國家參加研討會。這是由迦納政府、iDSI international Decision Support Initiative)、以及HTAi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共同舉辦,包括了會前工作坊及全天的研討會。討論的主題聚焦於,如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Sub-Sahara African, SSA)建立可以永續的全民健康覆蓋(UHC)制度。會中除了全球各地聚集而來的專家提供自身經驗分享之外,此區域內包括KenyaGhanaAnkaraZambiaTanzaniaEthiopia等地方的代表,也在不同的session中報告自己國家的狀況、決策問題情境、與目前建置UHC、及使用HTA的方法。

整體而言,觀察這些來自於各國家衛生體系的代表,對於UHCHTA的認識其實已經遠超出於預期(自己承認我是井底之蛙),而在中低收入國家中從無到有發展UHC的問題複雜度,也非我們(HTAi, iDSI)這些所謂專家們可以提供整體照抄的經驗。但是如何可以從區域的合作開始,例如拉丁美洲RedETSA、亞洲的HTAsiaLink及歐洲的EUnetHTA,以鄰近國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勵求進步的方式,找到自己國家的新發展方向。

HTA專家到各地去協助推廣建立HTA知識及概念有很悠久的經驗了 台灣當時也是受加拿大CADTH、英國NICE international等前輩的協助支持,讓第一代HTA工作者及業界學界能有第一手的知識經驗學習。自己感受很深的是,這些前輩夥伴,大家都有「我是來分享我們的經驗,希望你們能有信心、有熱誠往前走。」的體認;這些人當然都非常認同HTA的理念,所以願意付出很多時間精力到各地去協助,但是這不是硬把自己的方法要別人照抄,我們理解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其他人也只能把自己成功失敗的經驗提供出來,讓後來的人可以更快找到自己該走的路。

在會議上,聽到幾次迦納及伊索比亞的代表提問,「我們現在的人力物力做不到NICE的程度,所以該怎樣開始進行HTA?」其他的人紛紛給他們很實際的建議,像是一個案子一個案子做等等。工作坊的專家帶領著大家討論,在相關參數較難取得的狀況下,該用那些來源的數據(例如WHOWorld Bank的例行調查報告)進行經濟評估。而且在這個區域有一點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就是很多介入的經費來源是來自國際援助(“donors” – HIV/AIDS藥物費用、疫苗等,在評估各種方案時會有困難或有趣之處(如援助單位接下來的援助意願?誰的成本?誰的效益?誰的budget?又是誰的impact?)。以迦納來說,近年來因為財政改善、落實改革,經濟發展快速,是西非第二大經濟體,因而各種國際援助(如Global Fund)將慢慢退場;經濟改善人民對醫療衛生需求增加。這種種因素造成目前各種醫藥的民眾自付額(OOP, out-of-pocket)偏高,民眾對公部門各種衛生體系改革不夠快而漸生怨言(「是不是有錢有勢的人都出國去看病所以沒關係?」研討會上有人這樣問。)。各地都有民眾需求的困難,但在不同的政經環境中,如何有智慧地、採取科學性系統性的方法,穩健起步,以求永續,是各界對這群非洲政府與會者的深切期待。




美國
前兩個月走了一趟Miami參加ISPOR Board meeting,當時才發現自己又走上了一條辛苦的新路程。不過也藉此學習了國際學會的治理想法與做法。跑那麼遠就為了開一整天的會(勉強來說還有前一天晚上的餐敘),當然很累。不過見面會敘的好處,就是可以近距離的跟各位夥伴交流以及學習,聽聽大家最近所在意的議題。

像是,ISPOR近來有很多新制度、新措施,包括新的企業識別及資訊系統。其他的就不多提,就只跟大家提企業識別 現在的ISPOR不會說自己是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harmacoeconomics and outcomes research的簡稱,而是「ISPOR—The Professional Society for Health Economics and Outcomes Research」。大家應該可以體會,學會花很大的資源精力,做這樣的改變,必定是因應大環境、會員現在與未來的興趣所趨,而做出的決定。HEOR是現在ISPOR強調的專業。而在會議中理事們被學會執行團隊要求對學會最終impact的指標提出建議:甚麼作為HEOR研究的政策影響指標才合理? 這也反映了ISPOR團隊認為學會應該以進行高品質的HEOR研究、協助衛生決策為最終目標。

還有,當時有個新聞成為大家餐敘時的話題 – CVS HealthCVS藥局是美國最大的藥品福利管理公司和處方藥零售商之一,擁有9700家連鎖藥店和1100家「一分鐘診所維基百科)宣布,「即將會有一個機制,可以讓參與其藥品方案的客人,選擇不要使用任何ICER超過100,000 /QALY的藥品(CVS Caremark is initiating a program that allows clients to exclude any drug launched at a price of greater than $100,000 per QALY from their plan. The QALY ratio is determined 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analyses from the Institute for Clinical and Economic Review ICER, an organization skil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analyses.」。雖然在CVS的文件中強調他們的這項新做法是「Reducing Launch Price Using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但實質上就是採用ICER機構所計算的ICER。如果再與紐約州Medicaid根據ICER機構的分析說Orkambi「不值得花這麼多錢買」一同來看,公私立機構都對不斷上漲且由賣方主導高價的某些藥品已經無法忍受,而採用第三方公正機構做出的評估作為根據來做相關決策,這樣的趨勢美國已經有慢慢各點突破的跡象,值得有興趣的學界或業界朋友持續關注。(註:如果有讀者不知道為什麼美國開始用ICER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建議可以讀Neumann & Weinstein這一篇。)



歐洲
今年還沒有去歐洲開過會,但是為了明年HTAi在德國科隆(Cologne)舉辦,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晚上開電話會議。想跟大家分享一下,HTAi ISPC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rogram Committee)至今的一些討論。

首先,離2020年只剩一年多,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進入2020? 2020年會有甚麼呢? 2020年在歐洲有很多的新措施、新方法、新的合作項目。國際間的HTA合作該怎樣進行? EUnetHTA Joint Action 3 以及歐盟2020之後對HTA的新規範是甚麼(入法、預算支持)。合作的優點缺點是甚麼? 另外,新科技的推陳出新,2020年以後我們面臨的是物聯網的世界? 數位醫療的世界? HTA/HEOR的體系需要有哪些能力(capability)? 我們準備好了嗎? 該怎麼準備呢?

如果各位上去HTAi 2019的網站上看,明年的主題是「HTA beyond 2020: Ready for the New Decade?」,而三個plenary的題目如下:
l  HTA Beyond 2020: One Size Fits All? Will joint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s improve or hinder HTA?
l  HTA Beyond 2020: Era of Digital Health?
l  HTA Beyond 2020: Need for Smart Capability Building?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各主題及keynote speaker的人選考量。怎麼樣的講者可以替聽講者描畫2020之後的醫療體系與決策情境(Bill Gates? 郭台銘? Jeff Bazos?),又有誰的演講可以刺激聽講者共同想像與擘劃出連接新世紀的藍圖,是我們這些人現正努力的目標。也許我們會端出一盤好菜,也許我們空有理想但是現在找不出這樣的人,總是我們朝這方向努力過。與各界精彩人士一同努力的過程非常值得!

各位看到這篇文章時,Workshop/Panel摘要的投稿時限已過,但是如果對投Oral, Vignette and Poster有興趣,在116日以前請把握時間喔!



亞洲
本來想有很多TASPOR同好也去了在東京舉辦的 ISPOR AP 會議,亞洲的現況大概不需要多所介紹,但是還是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老實說,以往我覺得ISPOR AP的水準參差不齊,但是每一次參加都看到與會內容有很大的進步。今年國內各專家的部分不必我提,就直說我自己感受頗深之處。這次我去聽了一場有關IOmodeling 方法學的workshop,覺得受益匪淺 一般來說我們建oncology藥物的CEA決策模型,最常用的方法是用progression-free survival,再加overall survival,但是IO藥品的PFSOS的相關性不那麼強,又沒有好的indicators,該怎麼辦呢? 講者提出他們的解決之道 - Response-based cost-effectiveness modeling in immune-oncology」。這個方法還很新,也有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聽著聽著我的modeling魂又燃燒了起來! 相信各位應該也有自己最有感的場次吧,希望有機會聽聽大家的想法。


另外跟大家介紹一下,即將在十月底訪台的Mahidol University HTA program的團隊。同樣受了WHO 對外界宣告UHC是基本人權(這個想法已經深植入各個LMIC衛生政策主事者的腦袋裡),及2014 有關HTA的主決議文,原來沒有UHC架構及HTA體系的各個國家,紛紛努力起來。當然第一步就是要培育人才。在這樣的需求下,泰國的HITAP就變成亞洲LMIC的示範與支援機構。有眾多的需求,再加上國際資金與國際專家的援助,有多項措施在這個區域裡進行著:其中一項就是就近在這區域內辦學,以取代以往把人才往英國加拿大送的方式。於是,iDSIHITAP等團體協助兼任師資,由Mahidol University開設碩博士班,並提供區域內LMIC國家的學生資助,以期早日達成這些國家建立UHCHTA。這次十月底來訪的師生共有29名,包括Faculty of Medicine Ramathibodi HospitalFaculty of PharmacyFaculty of Public Health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Social Research的老師;學生來自IndiaThailandPhilippinesIndonesiaMalaysiaVietnam Bangladesh等國家,他們想來跟台灣學習。如果您有機會跟他們交流,請把我們的熱情與經驗跟他們分享!



總結
對我來說,世界大觀園充滿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讓我可以學習玩味不同的問題與解決方法。現實生活中,似乎充滿著解決不了的問題,有時會讓人很挫折。其實沒有好辦法,就是不斷地學習與思考、加上同儕之間互相鼓勵與互相扶持,不斷地站起來再嘗試。如果我們只拘泥於困難點、只停留在抱怨,那麼我們的生命永遠都沒有進步的可能性。不是嗎? 在最近的這些觀察裡,我學習到的,是再好的科技與方法學沒有與本土情境相結合,做了也是浪費。還有就是需要組織與人、組織間的協力合作,才能讓我們的所學(HEOR專業)能夠真正有所發揮。



決策分析模型 (TASPOR 2018-01 會訊發表)

(本篇原發表於 TASPOR 2018-01 會訊)

前一陣子迷韓劇「我的大叔」。劇中的「大叔」是一位建築結構技師,常常看到他在辦公室指著電腦螢幕上的大樓模型,與下屬們討論案主的房子是否足夠堅固,多一條鋼筋或是少一個柱子會不會怎麼樣;或者他們一群人出發到工地去實地檢測水泥及鋼筋的各種強度數值,回辦公室之後「大叔」交代「把剛剛的數值輸入模型裡計算,晚上給我報告」。有一天我忽然理解,為什麼自己會覺得跟這位「大叔」有共鳴,應該就是「模型」起的緣分吧 (好啦你懂的)。

學建構成本效果模式的時候,不僅當時在台灣是很新的概念,在歐美先進國家都還沒有廣泛被政策使用,以為只能是學術興趣,要談應用有點「曲高和寡」。勉力鑽研了幾年,於程式、疾病自然史與臨床處置流程之間的細節精益求精,不敢對政策應用有過多的期待。但是曾幾何時,隨著這門學問的成長,現在的應用已經是當時的研究生所無法想像的狀況了。

正名為「決策分析模型」(decision analytic models)
這些年來學界曾用過很多名詞,像是「simulation models」、「cost-effectiveness models」、「state-transition models」等等,這些當然都正確,譬如是用來「模擬」出可能結果的、是用來計算「成本效果」的、採用的是「狀態間轉換」的模型等;不過近年來越來越多人直接把用於醫療科技評估時的模型,稱之為「決策分析模型」,反映出學界(及HTA界)認為這個名詞能包容多樣性的模型建構法,但其目的聚焦於決策輔助之用。

我認為這個聚焦對HTA與相關學界兩者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助益。早期提及電腦模擬或是各種建構模型的名詞,對應用者來說不易理解,沒有理解就不能應用在決策場域。反之,隨著HTA制度在新科技決策上的蓬勃發展,決策者(包括評價委員會及政策制定者)越來越清楚證據的重要性,在各種方案的效果與成本推估上就會希望有科學依據,「決策分析模型可以幫忙推估新科技的長期效果」這樣的訊息很清楚。而同時,由於其目標清楚(輔助某項決策),因而模型就不必過分(在與決策無涉的地方)精細。這樣做有幾項好處:一來建構模型需要參數人力物力與時間、二來過多參數只會引來更多的不確定性、三來過份複雜也不易讓決策者或外界理解。

決策分析模型整合目前知識
在我個人部落格文章「建構模型其實不容易,曾經提及國內具modeling素養(能力)有幾種層次有些人只會欣賞或批評但沒有自己做過(critique)、有些人改過模型參數(local adaptation)、有人可以改模型結構(model modification)、少數人可以自己從無到有建構一個決策分析模型,或易或難。所以說雖然大家常常以為有些人「會」或「做過」模型研究,但其實素養還是不足,所以在溝通上還是常常會碰到讓人哭笑不得的狀況。

其中一項是,模型不僅是在計算total costtotal health outcome(如QALYs),以進一步計算ICER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模型的建構過程與討論,更是對決策的程序正義有其不可替代的角色。

建構決策分析模型時,我們需要對這新藥或新科技如何怎樣影響健康效果,譬如說由其短期的臨床試驗結果,怎樣推及長期對QALYs的效果,有全面性的了解。我的博士論文建構了干擾素治療慢性B型肝炎的模型,當時的臨床試驗指標是e seroconversione抗原由陽性轉為陰性),因為由許多臨床研究證據我們知道,e抗原陽性的病人其發展到肝硬化的機率較高,反之較低;所以對這個治療而言,一旦e抗原陰轉,邏輯上可以推演至「會減低肝硬化肝癌發生的機率」,進而獲得QALYs的延長。所以我建構的模型就是以e抗原陽性陰性出發。現在的科學已經進展到HBV 病毒量(DNA level)。世代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們,不同病毒量的病人其發展至肝硬化及肝癌的風險不同,新藥也以病毒量為指標,所以近來的決策分析模型就是以病毒量為模型建構出發點。而短期指標(如病毒量)與長期後續疾病發生的連結,其邏輯推演是否有足夠的科學證據可以佐證,是在這樣的模型建構過程中,自然而然會問的問題。在美國AHRQ曾討論,HBV 病毒量高的病人肝硬化肝癌發生率高,病毒量低的人發生率低,這點已經有證據證明;但是病毒量經由服藥變成低或是測不到的病人,其後續肝硬化及肝癌風險是否也會變低,則沒有直接證據證明(Evidence was insufficient to assess treatment effect on clinical outcomes, predict individualized patient response, or determine if intermediate measures are reliable surrogates”.  Hepatitis B. Content last reviewed October 2014.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Rockville, MD. http://archive.ahrq.gov/research/findings/evidence-based-reports/er174-abstract.html- 這點我知道有些專家可能會認為過苛了,但真有這樣的討論。也就是說,有些人認為,口服抗病毒治療的長期效果會有不確定性存在。類似這樣的連結,有些真可見到有很強的生物醫學或邏輯基礎,但也不少產品的後續效益比較像是開發者過於樂觀的推演,沒有足夠的證據。在模型建構的過程中,能讓這些連結清楚地呈現,讓原本不太理解細節的專家也可以容易進入討論情境。有了這樣充分的討論,也才能稱得上是曾努力做到決策時的理性課責(accountability for reasonableness)。

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are useful(George E. P. Box)
這句話是在教modeling的人必定聽過也會引用的一句話。就像「大叔」的電腦模型,是把高樓結構中跟強度有關的參數考慮進去,對其他用處來說一定是「不對」的。我們在考慮裝潢或買家具時,為了更清楚可能的效果,所自己製作的紙模型或電腦模型,也沒辦法真正住進去。但是有了模型就有了比較具體而微的概念,加上可以操作的點(放個櫃子進去、假設有個六級地震等等),可以協助做決策的人理解證據到哪裡、可能的弱點在哪裡、要補強的地方、之後對甚麼地方要加強管理。對很多決策者來說,沒有對決策方案後續效果的掌握,會做出相對保守的決定、或是錯誤的決定。而這樣的決定其機會成本有多大,是需要好好考慮的。也因此,好的政策輔助工具很重要,相關素養也應該盡早培養。